博多湖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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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著名的悬案之一，殿堂级乐队博多湖之子就是以这个事件命名的。



1960年，三名青少年在芬兰博多湖岸边惨遭杀害，这在当时的芬兰国内引起巨大轰动，遗憾的是，在此后的近60年的时间里，杀人恶魔仍没有被绳之以法，而这起凶残的杀人案也成为芬兰民众记忆中永远的梦魇。
博多湖（Lake Bodom）位于芬兰南部城市埃斯波市（Espoo）郊区，距离赫尔辛基市不远。这里风景如画，环境宜人。年逾古稀的安妮莉·哈波（Anneli Happo）来到这里，在家人的陪同下，她在湖边的一处岬角处放慢了脚步，几十年前她的童年玩伴们就是在这里遇害。在靠近湖边的一颗桦树下她驻足良久，思虑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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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回到1960年6月4日，星期六这天，四名年轻人驾驶两辆摩托车从他们的家乡万塔(Vantaa)来到博多湖风景区欢度五旬节（注：五旬节，起源于犹太教，即基督教的圣灵降临日）假期。每年6月到8月期间，芬兰迎来夏季，日照时间逐渐增长，气温回暖，许多年轻人和周边居民热衷于在此地露营，这四个年轻人来到博多湖也是为庆祝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的结束。

这四名年轻人分别是：安吉·图利基·马基(Anja Tuulikki M?ki)和梅拉·艾尔梅利·比约克隆德(Maila Irmeli Bj?rklund)，两个女孩当时只有15岁；陪同他们的还有她们各自的男朋友，塞普·安特罗·博伊斯曼(Seppo Antero Boisman)和尼尔斯·威廉·古斯塔夫松(Nils Wilhelm Gustafsson)，两名男孩当时都是18岁，马基和比约克隆德是职业学校的学生，两个男孩是工厂的学徒。

大约在16：00-17：00左右，四人抵达博多湖景区，他们在靠近博多湖南岸的欧伊达(Oittaa)露营区的一个名叫赫斯塔波耶特（H?stberget）的岬角停了下来，两名男孩先是把摩托车停靠在树旁，随后四人把露营用具从摩托车上卸下，他们选择了一个被众多桦树遮蔽的地方并准备露营。

安吉·图利基·马基（以下简称马基）和梅拉·艾尔梅利·比约克隆德（以下简称比约克隆德）将准备好的毯子铺在地上用以防潮，尼尔斯·威廉·古斯塔夫松（以下简称古斯塔夫松）和塞普·安特罗·博伊斯曼（以下简称博伊斯曼）就地取材找了一些树枝和石头，然后用它们将帐篷的边角固定住，随后两人利用随身携带的绳子、修剪钳等工具将帐篷顶部的两端与周围的桦树搭在一起。

搭好帐篷后，四名年轻人打了会扑克牌。之后，两名男孩留在营地聊天，在此期间，他们可能喝了些酒，女孩们随后去湖中游泳。在当时，埃斯波地区的日落时间是当天22：30左右，在此之前，四人来到了附近的一家售货亭，他们在那里购买了些柠檬水和口香糖。当黄昏来临时，他们回到帐篷就寝。夜幕下的博多湖十分安静，甚至有些安静的可怕，除了流水声和几声鸟叫之外，几乎听不到其他声音。

为方便理解案情，这里需要补充一下，博多湖属于高纬度地区，这里的日出、日落时间与大多数人印象中的日出、日落时间有较大不同，根据查证的信息，当日博多湖地区的具体时间如下：

黎明：02:27
日出：04:02
正午：13:21
日落：22:39
黄昏：00:15

这一切看似都是一次愉快的露营活动，但他们哪里知道，一场厄运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1960年6月5日，大约4：00-6：00期间，一名或多名歹徒突然袭击了正在熟睡的四名年轻人，攻击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几乎没有给他们任何反抗的机会，四人便倒在了血泊之中。

直到上午11：30左右，本打算到湖中游泳的埃斯科·奥伊瓦·约翰松(Esko Oiva Johansson)发现湖边岬角处倒塌的帐篷遂上前查看，眼前的景象让他大惊失色，只见一名男孩面朝下躺在倒塌的帐篷上，男孩旁边是一名女孩，她下身赤裸的趴在地上，整个帐篷上面满是鲜血，他大声呼救引来了很多在附近露营的人们，这时人们才发现在倒塌的帐篷里面还有两个人。在旁人的提醒下，已经惊吓过度的约翰松才想起来报警……

约11：40勒帕瓦拉（Lepp?vaara）区警察局接到约翰松等人在案发现场附近的自来水厂打来的报警电话，很快警方和救护人员就到达了案发现场。

躺在倒塌帐篷外的是古斯塔夫松，他还有呼吸，处于无意识的昏迷状态，他的头部遭到了攻击，面部红肿且布满鲜血，勒帕瓦拉警方即刻驾车将他送往位于20多公里外的赫尔辛基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救治。

但另外三名青少年却没那么幸运了，趴在古斯塔夫松身边的是比约克隆德，她的下半身裸露着，左腿直，右腿略弯曲，裤子被褪至脚踝处，上衣也被脱至肩胛骨和胸部位置，头部遭受过猛烈击打；在她尸体右侧是马基，她的头被一块毯子盖住，头部靠近比约克隆德右腿膝盖的位置，身体蜷缩，两腿弯曲；在马基的腿部上方是博伊斯曼，和马基一样，他的身体被帐篷布遮盖，双手置于胸前，头部同样遭受过暴力攻击，遗憾的是这三名青少年倒在血泊中都已无生命迹象……

勒帕瓦拉警局首席警官哥斯塔·伦伯格（G?sta L?nnberg）马上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因案情重大他立刻向芬兰中央警察局汇报，并向新地区（Uusimaa）警察局请求警力支援，申请调配警力将湖区周边进行布控并对所有进出人员进行盘问，随后他简单绘制了现场的观察记录，然后吩咐手下立刻通知被害人家属并安排现场进一步勘查和后续的尸检。由于博多湖周边环境复杂，得知信息后，有关方面甚至派出了数十名军事人员协助搜查。

很快，芬兰中央警察局为此成立了项目组，并由副局长阿维·瓦尼奥（Arvo Vainio）现场亲自坐镇指挥。三名受害者家属也进行了认尸，他们悲痛欲绝，希望警方尽快查明真相，将凶手绳之以法。

根据犯罪现场调查，办案人员了解到：帐篷顶部两端连接树木的麻绳似乎被人用刀割断了，帐篷布料表面布满鲜血，左右两侧分别有两条被尖锐物割破的较大开口，布面上还有二十几处0.5CM至7CM的孔洞，帐篷内部表面有类似喷溅痕迹，这些血迹都已凝固。

在帐篷内部，警方发现了四颗破损的牙齿和部分受害人头骨碎片；在帐篷东侧，两双女鞋被放置在地上，在靠近岸边的地上还有两个空的饮料瓶，树枝上挂着一件绿色毛衣，一条蓝白色条纹毛巾，一件蓝色女式风衣以及一件女式泳衣。

在帐篷南侧；是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的摩托车，牌照分别是：UL-901和UN-331，一条皮带挂在其中一辆摩托车的车把上。在帐篷西侧；是一个女士挎包，包内是一个记事本。

在帐篷北侧；是两个男孩的香烟盒，盒中还有剩余六只香烟，烟盒的旁边是一个被遗弃的40X48 CM的白色枕套。更为奇怪的是——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二人的鞋子在距帐篷600米处被找到，警方不清楚为何它们会出现在那里。

除了以上这些，警方还在帐篷附近发现了一支圆珠笔、一把餐刀、一些零食，一支口红以及一面镜子等物品。经四名青少年的家属确认，四人丢失的物品清单如下：

博伊斯曼：钱包（内有2500芬兰马克，内侧饰有S. Boisman字样）、摩托车驾驶证、摩托车钥匙、皮夹克、一块镀金怀表、一把工具刀；

马基：钱包（内有照片以及150芬兰马克）、毛巾、游泳衣；

比约克隆德：无；

古斯塔夫森：钱包（内有2000芬兰马克）、摩托车驾驶证、摩托车钥匙、一个浅棕色挎包，一块金色腕表、一把修剪钳。

此时，大量军警来到对博多湖，他们利用警犬和金属探测器对湖区周边进行了广泛的搜查，甚至还派遣潜水员潜入湖中搜寻可能的证物以及凶器，但既没有发现可疑人员，也没有发现凶器，就连受害人家属报失的物品也没有任何发现……

这起发生在五旬节的暴力杀人案信息被迅速扩散，大批记者、摄影师和围观群众涌入博多湖。这一事件也由芬兰广播公司(YLE)在1960年6月7—8日期间进行了大篇幅报道，希望公众能够提供一些对破案有价值的线索。这起案件迅速引起芬兰民众强烈关注，他们向有关部门施压希望尽快破案，办案人员无疑也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1960年6月8日，医学专家W·埃恩罗特（W·Ehrnrooth）博士对三名被害人进行了尸检：

博伊斯曼：头部和面部遭受过钝器以及尖锐物体的广泛暴力，颅骨骨折，严重脑挫伤，下颌骨骨折，面部有割伤和擦伤，头部出血，颈部有两处刺伤，手上有疑似防卫伤，直接死亡原因应为右肺的穿刺伤或严重脑挫伤引起的急性循环衰竭。在他的血液中没有发现酒精，他属于A型血。受害人当时身穿一件蓝色衬衫，一条蓝色牛仔长裤（为什么要介绍被害人穿什么这点后面会说），在牛仔裤口袋里有两把安泊来（Abloy）钥匙，一个手帕，一个未使用的安全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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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约克隆德：头部和面部遭受过钝器以及尖锐物体的广泛暴力，严重颅骨骨折，严重脑挫伤，上、下颌骨骨折，牙齿被击落（警方发现的四颗牙齿和骨碎片被证实属于比约克隆德），头部出血，颈部有15处刺伤，这些刺伤仅有少量出血，应为被害人死后被实施的伤害，手上有疑似防卫伤，直接死亡原因应为严重脑挫伤引起的急性循环衰竭。在她的血液中没有发现酒精，她属于A型血，受害人被害时处于经期，未见性暴力迹象。受害人身穿浅蓝色毛衣，浅绿色牛仔裤，牛仔裤口袋里有一把安泊来钥匙。

马基：头部遭受了钝器的暴力击打，造成颅骨严重骨折，严重脑挫伤，头部、颈部瘀伤，右手有疑似防卫伤，直接死亡原因应为严重脑挫伤引起的急性循环衰竭。在她的血液中没有发现酒精，她属于A型血，受害人隐私部位未见性暴力迹象。受害人身穿一件黄色运动衫和一件蓝色牛仔裤。

尸检报告出来后，三名青少年的遗体被下葬，他们的亲人以及许多芬兰民众和媒体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对于三个年轻的逝去的生命，芬兰举国哀伤。

另一边所有信息被汇拢到项目组，让办案人员更为困惑的是，究竟是什么人能够在短时间内不声不响的致三名青少年于死地？凶手的作案动机是什么？是谋财？但为什么凶手拿走摩托车钥匙却留下了摩托车？谋杀与性有关吗？但除了比约克隆德衣衫不整外，为何两名女性受害人都没有遭受过性暴力的迹象？为何两个男孩的鞋子会在距现场600米外发现？这些疑问的答案警方都无从知晓，他们甚至不知道凶手是几个人，也不清楚谋杀的先后顺序，没有凶器，没有目击证人，没有任何嫌疑人，案件没有任何「抓手」可供利用，对于破案的希望似乎都寄托在了唯一的幸存者——古斯塔夫松的身上，但此时他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仍处于昏迷状态……

终于，在6月9日，已经昏迷三天的古斯塔夫松苏醒了，对于此时正一筹莫展的项目组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他们马上赶往赫尔辛基红十字会医院向古斯塔夫松了解当天案发时的情况，希望藉由此能够使案情有所突破。

但很快他们的希望就破灭了，因为古斯塔夫松称他记得最后一件事就是他们四人在帐篷里面互道晚安，之后的事情他完全不记得了……虽然他活了下来，但他的颌骨和颧骨骨折了，眼眶红肿，面部淤血肿胀且有一处较深的刀伤，左前臂有几处割伤和擦伤。

不过，古斯塔夫松还是回忆起了一些案发前数小时的事情，他说当天晚上大概2点左右，正在睡梦中的他被博伊斯曼吵醒，对方正在收拾渔具并表示因睡不着准备去湖边钓鱼，于是他跟着博伊斯曼一起到了湖边，但钓了一会没有任何收获，博伊斯曼想要换个地方碰碰运气，于是他自己返回了帐篷，当他到达帐篷时两名女孩已经醒来了。他还记得当时女孩们还问他博伊斯曼去了哪里，他遂将博伊斯曼去钓鱼的事情告诉了她们。过了一会，博伊斯曼也返回了帐篷，他并没有钓到鱼，然后四人再次在帐篷中入睡，他还告诉警方最后他们四人入睡时各自所处的位置，但之后的事情他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古斯塔夫松还对警方称，他和博伊斯曼是发小，两人关系很好，马基是博伊斯曼的女友，比约克隆德是马基的闺蜜，通过博伊斯曼的介绍比约克隆德成为了古斯塔夫松的女友，不过在这次旅行之前他们仅仅交往了三周，这期间也有过一些亲密的举动，但并没有越雷池，这次旅行也是在案发前一周四人商量好的。他和博伊斯曼还特意购买了避孕套以备不时之需，后者从工作单位借了一个帐篷并托人购买了几瓶酒，在出发当天他们二人骑摩托车接上各自女友前往博多湖，沿途他们购买了些零食。

尽管警方从古斯塔夫松处得到了一些信息，但这些似乎对破案没有太大帮助，不过好在这时几条目击者提供的信息才使案情有了一些进展。

1960年6月13日，两名青少年——海基·萨洛宁（Heikki Salonen，16岁）和卡列维·哈帕莱宁（Kalevi Haapalainen，15岁）来到勒帕瓦拉警局报案，二人向警方报告称案发当日早6点左右，他们本打算去湖边观鸟正巧看到岬角处有一倒塌的帐篷，当时他们距离帐篷大约20米，隐约看到了一条穿着深色裤子的腿露在倒塌的帐篷外，随即看到一身穿白色上衣的金发男子在帐篷周围走动，但二人并未看清那人的长相，此后二人继续向西步行去观鸟，途中他们还看到一名十几岁的男孩坐在一块岩石上似乎在等人。

另一位向警方提供信息的是艾丽·卡亚莱宁（Aili Karjalainen），6月5日4：00时，她正在凶案发生的对岸湖边洗衣服，她称当时她听到了来自对岸的声音，她看到两个男孩正在对岸钓鱼，随后其中一个男孩离开了。

1960年6月15日，14岁的奥拉维·基维拉蒂（Olavi Kivilahti）向警方报告称他在6月5日3:40离开家，打算去家附近的博多湖钓鱼。大约4：00时，他来到欧伊达(Oittaa)露营区（凶案发生所在的露营区）附近并在那里等一位朋友，这段时间他没有听到任何异常的声音。约6：00时，他看见一个身份不明的人从凶案发生的岬角方向急匆匆的走来，并朝着自来水厂方向走去。当时他与此人相距40至50米，他形容该名男子年龄大概20-30岁，身高170-180厘米，金色头发，背头，身穿浅色上衣和深色裤子。经警方核实，奥拉维·基维拉蒂就是前面说的两个观鸟男孩看到的那个坐在石头上的人。

根据四人提供的信息，警方大致确定了凶手的作案时间，即6月5日4：00至6：00之间（欧洲东部时间），而那个梳着背头的金发男人有很大的作案嫌疑。此外，1960年7月2日——5日，古斯塔夫松在警方与两家媒体的监督下，阿瑟·斯坦贝克（Asser Stenb?ck）博士对其进行了催眠。

在催眠过程中，古斯塔夫松称他看到的凶手信息如下：年龄约20至30多岁左右，身高约173-174厘米，正常体型但比古斯塔夫松本人更健壮，圆脸，金发，头发向后梳，圆形耳垂，额头上有皱纹，眼睛较大，瞳孔颜色看不清，下巴较厚，颧骨略微突出，短脖子，在催眠快要结束时，斯坦贝克博士命令古斯塔夫松忘记他说过的一切，但是如果他在现实中碰巧遇到凶手，他还会认出那个人。（1966年1月31日，斯坦贝克博士也对当年的目击者奥拉维·基维拉蒂（Olavi Kivilahti）进行了催眠，他所描述的嫌疑人信息与古斯塔夫松描述的基本一致），随即警方通过媒体将嫌疑人信息以及模拟嫌疑人画像公布，希望发动群众将这个人找出来。

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就在公布嫌疑人信息不久，警方就接到了几十通报案电话，人们纷纷将看到的可疑人员向警方报告，随即几个名字出现在了办案人员面前。

警方接到群众举报，在案发后不久有人看见一名身着「血衣」的可疑男人走在湖区周围的树林里，身上还背了一件很象是犯罪现场丢失的那个背包，这个人名叫保利·洛马（Pauli Gustav Luoma），他是一名工厂工人，自称案发时他正在距博多湖二十多公里外的奥塔涅米（Otaniemi），后经过警方调查证实了他所言不虚，因而排除了他的涉案嫌疑（至于他如何解释身上的血迹，我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第二个进入警方侦查视线的嫌疑人名叫潘蒂·索尼宁(Pentti Soininen)，时年只有15岁，但因为被发现有偷盗行为很早他就被学校开除了，此后一直从事盗窃、抢劫等勾当，他曾向周围人和警方承认是自己谋杀了博多湖的三名露营者。但经过对其的质询和调查，办案人员发现他并不能说清楚谋杀的具体细节，而且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特别是他长期吸食DP以及酗酒后精神状态更加不稳定，经常口不择言说胡话，所以最终警方认定潘蒂·索尼宁并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

许多案发当日在博多湖周边露营的人士都看到过两名年轻的垂钓者，奇怪的是他们钓上来的鱼并未被带走而是被遗弃在了岸边，警方通过媒体敦促这两名年轻人能够出面提供当日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但是这两个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人知道他们是谁，更没有人知道他们所在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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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住在案发地附近的群众向警方反应，欧伊达(Oittaa)露营区售货亭老板卡尔·瓦尔德马尔·吉尔斯特罗姆（Karl Valdemar Gyllstr?m）很可能就是凶手，理由是他经常对露营者怀有敌意，曾经几次面对露营者突然用石块追砍他们，住在附近的青少年也都非常惧怕此人。据当地居民里斯托·西伦(Risto Sirén)称，吉尔斯特罗姆脾气暴躁在附近地区是出了名的，他甚至会毫无征兆的袭击露营者，有一次夜间他独自骑自行车经过湖区，吉尔斯特罗姆突然从他身后朝他扔石头。得知信息后警方立刻对这位售货亭老板进行了调查，但他否认与此案有关，他的妻子为他做了不在场证明并称案发时他一直在家睡觉，警方对其住所进行的搜查也没有任何发现。

最受人们关注的犯罪嫌疑人名叫汉斯·阿斯曼(Hans Assmann，名字很独特……），时年38岁，其背景特殊，他是一名土生土长的德国人，18岁加入党卫军，19岁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担任警卫，1945年德国战败，汉斯·阿斯曼被苏联军队俘虏并被培养成了一名克格勃(KGB)间谍，此后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一直在芬兰活动。此人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案发当时他就住在离案发地仅5公里的地方，而在案发后的第二天（6月6日）一早他就来到赫尔辛基医院，全身衣物以及指甲缝里都沾满红黑色「污渍」，当时在医院为阿斯曼诊疗的是医学教授乔尔玛·帕洛(Jorma Palo)，他认为阿斯曼身上的「污渍」显然是血迹且这些血迹并不属于阿斯曼本人。更令人心生怀疑的是就在警方公布嫌疑人画像后，阿斯曼立刻将自己的头发剪短了。

据警方称，他们对阿斯曼进行了调查，发现他有不在场证明，但是很多民众并不买账，要求警方公布调查内容，然而警方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直到多年后警方的调查文件公开人们才知道当年的办案经过，据文件称，当年警方对阿斯曼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凶案有关的凶器以及失物，而案发当时阿斯曼正在与他的一个情人在其住所里睡觉，他的情人和房东为他提供了不在场证明，之所以当时未向公众公开这些信息是出于保护隐私的考虑。至于6月6日去到医院接受治疗，文件称因为当时阿斯曼喜欢绘画和酗酒，酒喝多了造成身体不适，而衣服上的污渍仅仅是红色颜料！

然则许多芬兰民众仍然认为是阿斯曼杀害了三名无辜青少年，为什么呢？不仅仅是因为公开文件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更是因为阿斯曼不单是博多湖谋杀案的嫌疑人，他还是至少另外两起未决谋杀案的嫌疑人，这两起谋杀案是：1953年的库利基·萨丽（Kyllikki Saari）谋杀案，以及1959年的图利拉赫蒂（Tulilahti）双重谋杀案。此两起案件与博多湖惨案常被人称为芬兰三大谜案，而这三起谋杀案都与一个人的名字有关，那就是——汉斯·阿斯曼。

1953年5月17日时年17岁的库利基·萨丽从教堂骑车回家的途中失踪，同年10月11日她的尸体在伊索约基（Isojoki）的一处沼泽中被发现，根据现场调查警方认为作案动机可能与性有关，凶手很可能是一个左撇子。事件发生时，阿斯曼就在案发地附近，他的汽车与目击者看到曾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车辆是同一车型，巧合的是他是一个左撇子，不仅如此，阿斯曼的妻子告诉警方案发当晚阿斯曼回家时他的汽车车身上有一块明显的凹痕。1998年阿斯曼临终前与前警官马蒂·帕罗阿罗（Matti Paloaro）说过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不过，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那应该是最早的一个，某种程度上说那应该算一个意外，这件事必须被掩盖，否则我们的行踪就会暴露，虽然我的朋友是个好司机，但是碰撞不可避免，我想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这句话使很多人认为是阿斯曼对此案在某种意义上的招认。值得一提的是，1953年10月25日，库利基·萨丽的葬礼在伊索约基教堂举行，许多芬兰民众赶来送这个年轻的姑娘最后一程，而汉斯·阿斯曼也在其列。

而在博多湖惨案中，有人在博多湖三名遇害者葬礼上无意中拍下一张照片，在这张照片上有一个人与嫌疑人画像惊人的相似，不过诡异的是经过警方多方询问，所有参加葬礼的人员没有人知道照片上的那个人到底是谁，而阿斯曼与照片上的人以及嫌疑人画像都极为相似。事实上，一些罪犯会在作案后回到案发现场或出席被害人葬礼，一方面可能是为了获得某种变态的满足感，另一方面也可近距离了解办案人员的动向。

1959年8月21日，已经失踪近一个月的少女艾妮（Eine Maria Nyyss?nen）与丽塔（Riitta Aulikki Pakkanen）的尸体在图利拉赫蒂的沼泽中被找到。两人身上衣物已被剥光，但并没有性侵害的迹象，死因是头部受到了钝器猛击造成的。案发期间，阿斯曼也在此地附近且对周围环境非常熟悉，因此阿斯曼也被警方列为此案的嫌疑人之一。

即便阿斯曼有诸多嫌疑，但是芬兰警方并没有再对其进行过任何调查，一些芬兰民众认为，阿斯曼是苏联派来的间谍，而经历过苏芬战争后，作为战败国的芬兰，主权和外交长期受制于苏联，他们显然不想轻易招惹和激怒苏联人。

在所有能够进行的调查都没有实质性突破后，受害者家属与芬兰国内媒体继续向警方施压，但无奈缺少破案的很多关键信息。尽管此后几年中，仍有关于此案的一些进展，但警方认为对破案的帮助微乎其微，项目组工作也因此陷入停滞。

1969年8月2日，嫌疑人之一的吉尔斯特罗姆在博多湖中溺水而死，据很多邻居称在他自杀前他对很多人承认过他就是杀害三名露营者的凶手，而这些人害怕被报复才没有向警方报案，直到他死后，一些人才将信息报告给警方。事实上，吉尔斯特罗姆在案发后不久还将自家院中的一口井封上了。然而此前警方对其住处的搜查中并未查看过这口井，很多人认为受害者失物以及凶器很有可能就藏在这口被封死的井中。另有媒体报导，吉尔斯特罗姆的女婿也认为他的岳父就是凶手，就连当年为他提供不在场证明的妻子也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认当年她为自己丈夫做了伪证（他的妻子于1972年去世），而如果她不这么做，吉尔斯特罗姆就会杀了她，不过警方并未继续对这名嫌疑人进行追查。巧合的是，另一位嫌疑人潘蒂·索尼宁也于1969年在被押解途中上吊自杀，据一些媒体报导称他自杀的当天正是博多湖谋杀案九周年纪念日，这些嫌疑人的离奇死亡也让本来就复杂的案情又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此后近半个世纪，案件始终悬而未决，但仍然有很多人关注着博多湖悬案，他们都寄希望于日后刑侦技术的发展能够有朝一日将真凶捉拿归案，直到近50年后，案情有了一些变化。

事实上，一直以来芬兰国家调查局（Keskusrikospoliisi）都在为破案寻找线索，2004年芬兰国家调查局向媒体公布了一条信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引起芬兰国内外媒体广为报导，在案件发生四十多年后一件戏剧性的事情发生了，当年的唯一幸存者古斯塔夫松于2004年3月底被警方逮捕，理由是他涉嫌在1960年在博多湖畔谋杀了三名同伴。实际上这项调查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他们对三名被害人进行了二次尸检（开棺验尸），此时办案人员已经具备了1960年所不具备的DNA分析技术，他们对从案发地附近找到的那双古斯塔夫松的鞋子上以及在帐篷和枕套上采集的样本进行了分析，最终认为凶手作案时很可能穿着古斯塔松的鞋子，而古斯塔夫松有作案嫌疑。

自1960年6月23日出院后，古斯塔夫松过着平静而正常的生活，此后他一直住在埃斯波，他在那里结婚并有两个孩子。2004年他已经从公交司机的岗位上退休，本打算开始享受退休生活不曾想却被警方逮捕，他被送进看守所，等待开庭审判。

整个庭前预审持续了较长时间，因为当年的一些目击证人有的已离世，还有的早已经不记得当年的事情了，一些当年的证人口供、证物都需要重新整理，各个实验室递交上来的DNA报告也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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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6月4日该案在埃斯波地区法院开庭审理，埃斯波检察机关指控古斯塔夫松犯有三起谋杀罪，建议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法庭外，大批记者赶到现场报导这起曾经震惊全国的谋杀案，法庭上，辩护方向人们描述了关于博多湖谋杀案的另一个版本……

辩方称被告古斯塔夫松及另外3名同伴于1960年6月4日来到博多湖，当日傍晚时，古斯塔夫松向女朋友比约克隆德求爱但遭到拒绝，后古斯塔夫松在酒精的作用下与博伊斯曼发生了一些争执，他为了报复女友拒绝自己以及对博伊斯曼心生怨恨，在愤怒情绪的支配下残忍的谋杀了二人，这也能很好的解释为何比约克隆德脖颈上的刺伤多达15处，而为了杀人灭口，马基也惨遭其毒手，而古斯塔夫松头部及面部的伤很有可能是与同伴搏斗中造成的，抑或是谋杀结束后自己造成的，但这些伤不会造成其失去行动能力。三人死亡后，被告为了迷惑警方故意将部分受害者物品销毁或隐藏，将被害人比约克隆德的衣物褪去，造成抢劫以及强奸的假象。而为了能够逃避法律制裁，他假装晕厥，并在「苏醒」后谎称什么都不记得了。最新法医证据表明，无论是古斯塔夫松的鞋子上还是帐篷上都只发现了四名露营者的血迹，并未发现任何其他人的血样。

检控方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被告人古斯塔夫松所为，他的目的就是杀人泄愤和灭口，他还故布疑阵，企图瞒天过海，掩盖自己的罪行！三名年轻的受害人被人以极其凶残的手段杀死。控方随即请出了一位自称案发当天在博多湖露营的女士，这名名叫塔莉亚·萨哈康（Tarja Sahakangs）女士已经62岁了，案发当年仅17岁，她声称1960年五旬节的周末她与自己的男朋友彭蒂·贾平宁（Pentti J?ppinen，1968年去世）和另外两名同伴（两名同伴的姓名她已经不记得了）在博多湖的达尔比庄园（Dahlby）露营，她说当日晚些时候，古斯塔夫松一行人来到她们的营地，她们简单的聊了两句，随后古斯塔夫松与博伊斯曼发生争执，两个人吵了起来，直到对方返回营地后她仍然能够听到二人的争吵声。这位女士还表示，她此前还在赫曼凯拉(H?meenkyl?)的一个酒吧见到过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等人。

检控方向法庭指出被告人显然在案发当日与被害人博伊斯曼有过激烈冲突，古斯塔夫松很可能因此怀恨在心并最终决定报复杀人。检控方还向法庭指出他们想不出凶手为何会选择对有四名成员且其中有两名成年男子的团体实施犯罪，因为这会有很大的风险，唯一能够解释通的就是凶手根本不是外人。随即检控方拿出了一组当年的数据：

马基：15岁，身高：154CM；体重：40KG

比约克隆德：15岁，身高：172CM；体重：45KG

博伊斯曼：18岁，身高：168CM；体重：54KG

古斯塔夫松：18岁，身高：180CM；体重：70KG

检控方认为这组数据清楚的表明古斯塔夫松在四人中有绝对的身体优势来实施犯罪，实验室分析证明在古斯塔夫松的鞋子表面有三名受害人的血迹，在谋杀发生后他为了掩盖证据将自己的鞋子仍到了距离现场600米远的地方。

面对检控方的咄咄逼人，古斯塔夫松的辩护律师里塔·勒皮涅米（Riitta Leppiniemi）予以回应，她否认检控方的所有指控并质疑控方被告人塔莉亚·萨哈康女士供述的真实性，理由是为何这名证人在当年的案件调查时没有提供这些信息，反倒是过了近50年后才站出来作证呢？在其陈述中的三名同伴也都不能被证实，说罢辩护律师请出了一位证人，当年博多湖畔达尔比庄园门卫的儿子——亨里克·林·德洛芬（Henrik Lin-del?fin），他称达尔比庄园一直以来都不对外开放并且守卫森严，庄园周围设有很高的铁丝网以阻挡试图翻越者，至今仍然如此，因此控方证人根本不可能在1960年私自进入庄园露营。

勒皮涅米继续补充道，对检控方证人提到的酒吧调查后得知，该酒吧在1960年秋季才刚刚开业，那个时候三名受害人都已经下葬很长时间了，所以控方证人的证词根本不可信！

辩方律师立刻对法庭指出，控方证人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根本就是信口雌黄，污蔑自己的当事人，法医实验室对案发现场发现的枕套检测表明其上有精斑，DNA检测表明它并不属于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这说明凶手应是外人。

古斯塔夫松本人坚决否认对自己的指控，他称自己和博伊斯曼是非常好的朋友，对于当年女朋友和好友的死感到十分难过。但古斯塔夫松的童年玩伴们却不是这么说的，证人阿赫蒂·图沃拉（Ahti Toivola）、陶诺·拉蒂宁（Tauno Ratinen）、安蒂·佩尔托拉（Antti Peltola）告诉法庭他们和博伊斯曼以及古斯塔夫松是邻居，他们称博伊斯曼天性善良，性格温和，而古斯塔夫松性格暴躁且好斗，身体比同龄人更强壮，时常与人发生争执，安蒂·佩尔托拉还曾被古斯塔夫松毫无原因的打了一顿。

辩方律师立刻反驳控方证人的说辞，她同样请出了一位证人——里斯托·西伦(Risto Sirén)（没错就是那个售货亭老板吉尔斯特罗姆的邻居），他一直都住在案发地附近，年轻时他不认识古斯塔夫松，但工作后二人成为了同事，他认为古斯塔夫松为人善良，很难相信他是一名杀人犯。

此时，为了能够更加直观的感受案发时的情况，法庭将当年那个出事帐篷搬到了法庭中央，虽然已经时隔几十年，但帐篷的破损程度以及大片早已干涸的血迹仍在向世人昭示着凶手的凶残与暴虐。

这边，检控方向法庭出具了一份实验室报告，报告称在古斯塔夫松的鞋子上发现了很多属于三名被害人以及古斯塔夫松的血迹，然而并没有发现任何外人的DNA样本，不仅如此，与鞋面上发现大量血迹相反，在鞋子的内部只发现了微量的血迹表明凶手作案时很可能是穿着这双鞋子的，而这双鞋是在距案发现场600米的地方被警方发现的，这说明古斯塔夫松用暴力袭击了三名被害人，冲突中古斯塔夫松本人也受了伤，而后被告将沾满鲜血的鞋子带离犯罪现场，同时为了迷惑警方他还将同伴博伊斯曼的鞋子一并藏匿以掩饰罪行。

古斯塔夫松的辩护律师里塔·勒皮涅米立刻对此做出了回应，她称如果是自己的当事人将鞋子藏匿，那么在他返回现场时势必袜子上会有泥土痕迹，但有证据表明当年古斯塔夫松昏迷时穿着的袜子上并没有沾染泥土。

那么有没有可能古斯塔夫松驾驶摩托车将二人的鞋子丢弃了呢？勒皮涅米的回答是不可能，文章前面提到过，夜幕后的湖区异常安静，事后警方对当天其他露营人员询问中并没有人在04：00至6:00间听到过摩托车发动的声音，还有当年两名观鸟男孩在案发现场看到自己当事人当时正躺在帐篷上，而帐篷一旁有一名形迹可疑的金发男子，他们的说法也被证人奥拉维·基维拉蒂证实，这一切表明凶手是（帐篷）外部的人。检控方随即辩称，两名观鸟男孩当年并未走进查看，而他们看到伸出帐篷外的腿很可能是受害人比约克隆德的，而那名所谓「金发」男子根本就是古斯塔夫松，当时他正在布置现场！

勒皮涅米提醒对方应以事实为依据，根据当年办案人员记录，案发时古斯塔夫松所穿的裤子是黑色的，他的头发是黑发而不是金发，而比约克隆德当时身穿浅绿色裤子，两名观鸟男孩看到穿黑色裤子倒在帐篷上的人显然就是古斯塔夫松本人。

检控方向法庭提供了一份书面证据，此前有一位名叫维阿皮(Virpi)的女士曾在杂志《不在场证明》中称被告人古斯塔夫松与自己的一次交谈中承认谋杀了三名同伴，据这位女士描述，1982年她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在埃斯波市的一辆公交车上她结识了古斯塔夫松，两人聊得很投机，其间他还嘲笑当年办案人员被他戏弄，在谈话的最后古斯塔夫松还让她看了自己额头上的伤疤然后说到「他们永远也找不到凶器。」

马克·图米宁（markku tuominen）是博多湖谋杀案的调查员，他出庭作证称古斯塔夫松在看守所期间曾对他讲过「木已成舟……最多15年也就出狱了」，他认为这是被告认罪的证明。

古斯塔夫松反对马克·图米宁的这种说法，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说不记得自己曾说过这样的话，并称马克·图米宁可能是对自己所表达内容的误读。

独酌F

辩护律师勒皮涅米认为控方提出的那本《不在场证明》杂志上的内容不足为信，因为该杂志很多内容都是道听途说，其上的很多内容也从未被证实。根据法医实验室对帐篷内、外血迹样本的分析，其结果符合1960年古斯塔夫松向警方描述四人就寝时各自的位置，而且帐篷内部也发现了属于古斯塔夫松的血迹。此外，在1960年现场发现的比约克隆德的记事本中她这样写道：「5游览博多湖……塞皮（博伊斯曼）和尼斯（古斯塔夫松）喝醉了……凌晨2：00塞皮与尼斯去岸边钓鱼……」与60年代古斯塔夫松的供述一致，这证明了他并未说谎，他也同样是受害者。

这里需要再补充一下，2004年法医人员在帐篷布面上发现了四名青少年的DNA样本，值得注意的是，古斯塔夫松和博伊斯曼的血迹在帐篷内、外都有发现，但马基的血液样本只在帐篷外部被找到，而比约克隆德却相反，她的样本被发现只存于帐篷内部，但警方仍旧无法根据已掌握的线索判定受害人遭袭击的先后顺序，并且帐篷上一些样本因时间较长已无法进行分析。

针对1960年案发时古斯塔夫松受伤程度是庭上争论的焦点，因为如果能够证实古斯塔夫松在案发时的受伤程度不足以导致其失去行动能力，那么他一定会向外界寻求救助，但现实情况中他并没有这么做，那么他显然就在撒谎，他就是凶手！

检控方认为古斯塔夫松显然有意夸大了他的伤势，因为赫尔辛基红十字医院的记录显示古斯塔夫松于1960年6月5日14时入院，脉搏为55/分钟，血压为140/80，X光显示脑颅骨没有损伤，但左下颌骨和上颌骨以及左颧骨骨折。面部有瘀伤及刀伤，眼眶周围红肿。古斯塔夫松于6月7日被转至神经外科病房，6月17日，对其进行了一项气脑造影（PEG）检查，结果显示没有颅内损伤，病人于6月23日出院，记录显示「患者恢复良好，但记忆尚未恢复完全。」

根据2004年赫尔辛基红十字医院首席医疗官、医学博士埃罗·赫尔文萨洛（Eero Hirvensalo）和神经外科副教授尤哈·厄曼（Juha ?hman）以及颌面外科专家里斯托·康蒂奥（Risto Kontio）在有关当年古斯塔夫松医学记录的声明中这样写道：「……患者左下颌骨和上颌骨以及左颧骨骨折，这些可能是由相对较低能量击打的结果，是否足以造成导致长时间的记忆丧失已不可推断，当年的X光片也已丢失，因此对患者脑部受伤程度的判断十分困难，但患者不到三周出院可能并不意味脑部的损伤非常严重。」

但辩护方认为脑颅骨没有骨折不代表大脑没有受到伤害，虽然当年X光片已丢失，但古斯塔夫松眼周血肿，根据专家意见这可能也是颅骨骨折的某种征兆，气脑造影对脑部受伤程度的检测十分有限，因此这项检测并不能准确判断古斯塔夫松当时脑部真实的受伤程度。

证人伊尔莫·哈西宁（Ilmo Hassinen）在1960是赫尔辛基红十字医院的一名医务人员，他作证说1960年6月5日急诊室收治了一名年轻人（古斯塔夫松），哈西宁记得他脸上有一道深深的伤口，大约有3至4厘米长，伤口很深，于是他帮助这名年轻人缝合了伤口，他还记得那名患者下颌骨折了，对于外人的呼叫几乎没有什么反应。

根据神经病理学家奥利·特诺沃（OIli Tenovuo）的说法，他认为古斯塔夫松送医时的意识下降，以及苏醒后的近事遗忘都符合脑损伤的症状，重要的不是这些损伤是如何造成的，而是这些能量导致了面颅骨的骨折，当外力足以导致这些骨折时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脑损伤，而眼周血肿也是脑部受伤的指征。

这里面内容比较专业需要简单解释一下，医学专家奥利·特诺沃的意思就是说古斯塔夫松事后昏迷多天，虽然苏醒后称自己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但这些症状在神经病理上并不矛盾，事实上，人之所以会在头部遭受猛烈击打后丧失部分记忆，是因为大脑的软组织撞到了坚硬的头盖骨，致使大脑受到了震荡，而大脑外部皮层具有储存记忆的功能，因此部分电子活动会暂时中断，这就导致不仅当时的记忆会受到干扰，就连受伤前几分钟的记忆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有人在交通事故中受伤醒来后很少能记住事故发生时的情况，也很难说清楚导致事故的原因，并且会在一定时间内出现严重的健忘症状。

但检方认为古斯塔夫松有谋杀动机，整个谋杀过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杀人手段极其残忍，而1960年警方并没有对其产生过怀疑，也未对其进行详细的调查使其侥幸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希望法庭判处被告人古斯塔夫松终身监禁。真相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它就是已经发生的事实；真相也是需要被证明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真正的凶手被绳之以法。

辩方律师在结案陈词中称当年参与侦办此案的警员大多来自芬兰中央警察局，这些人显然是当时最好的调查人员，事实证明当时的调查也是广泛而全面的，几乎利用了当时所能调动的一切资源，因此没有任何理由去否定当年的调查结果。2003年的二次验尸结果也与1960年的结果相一致，因此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动摇当年医学专家的诊断结论。案发现场枕套上的精斑并不属于古斯塔夫松，他也是这起案件的受害者，因此申请法庭将其无罪释放。

最终，在2004年10月7日，埃斯波地区法庭宣布古斯塔夫松无罪，理由是：

根据最新的法医调查结果，帐篷内四人的血迹与古斯塔夫松所描述当晚四人就寝时的位置相吻合，并不能排除帐篷内、外可能存在外来人员（凶手）的DNA样本（部分样本已无法分析）。对于熟睡的四名青少年来说，他们几乎不可能有效抵御来自帐篷外的攻击，因此，凶手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四人造成杀伤，而凶手甚至可能没有受伤出血，因此，在帐篷上进行的血液和DNA检测并不能排除凶手是外人的可能性，而古斯塔夫松的血液在帐篷内被发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种观点，即古斯塔夫松也是受害人之一。

与古斯塔夫松鞋子外侧的大量血迹相比，鞋内的少量血迹并不能得出确切的结论，即案发时凶手穿着那双鞋的可能性只是一个非常有限的解释，没有证据支持被告因冲突将同伴杀死的观点。

尽管医学专家并没有对被告脑部受伤的程度达成共识，但综合考虑当年的医学记录、专家以及证人的供词，并不能排除古斯塔夫松脑部受伤导致其失去部分记忆的可能性。

三名目击者看到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陌生男子以及现场发现的带有精斑的枕套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存在外人作案的可能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宣判前的记者会上有记者向古斯塔夫松发问：「既然你声称不记得案发当时的情况，那么你是如何知道自己没有杀死同伴的呢？」古斯塔夫松回答道：「我是无辜的，仅此而已。」

古斯塔夫松还因被错误逮捕和拘押获得了44，900欧元的赔偿，检控方没有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因此埃斯波地区法院的审判结果也成为本案的最终判决。

虽然古斯塔夫松被法庭宣判无罪，但针对这起案件的许多疑问仍然无法解答。比如，为何案发时附近的露营者没有听到任何声音？为何古斯塔夫松的女友比约克隆德遭受到了其他受害者没有受到的过度伤害？目击者看到的那名金发男子是否就是凶手？受害人葬礼上被拍到那个与嫌疑人画像异常相似的人到底是谁？为何两个男孩鞋子被转移到距现场600米的地方？沾有精斑的枕套是否是凶手留下的？如果古斯塔夫松就是凶手，那么他是如何将失物带出现场的？为何两名被认为曾经承认谋杀的嫌疑犯相继自杀身亡？间谍阿斯曼、售货亭老板吉尔斯特罗姆以及两名身份不明的垂钓者在此案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时至今日，当年的受害者亲属、参与办案的警员以及目击证人很多都已离世，但博多湖悬案仍然被许多人关注和讨论，这起案件对于芬兰民众心理上的影响至今仍在，大人们会提醒外出露营的青少年注意人身安全。

光阴斗转，站在湖边追忆往事的安妮莉·哈波被远处家人的呼喊声带回到现实，岸边，桦树在风中发出阵阵的沙沙声，远处，时不时传来了几声乌鸦的悲鸣，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个夏夜发生在博多湖畔的悲伤故事。

214ym

好长，码一下

独自精分

可不可能的多起案件，其中有古斯塔夫松做的，有党卫军做的，也有老板做的部分，他们并不互相知道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古斯塔夫松杀了他的女友，党卫军袭击了他，老板猥亵了另一个女孩袭击了另一男孩。

五彩斑斓的黑

这几个嫌疑人都有不是凶手的证据和理由

枯了

外星人呢，蜥蜴人呢，地底人呢
他们不用背锅吗

-ZERO-

如果是那个KGB，动机就是4人不小心看到了啥暗之交易？

人形NPC

活下来那人嫌疑最大，虽然没有证据
他们不是同一时候遇害的，陌生人或意外冲突不会这么赶尽杀绝

爪巴鱼

有幸存者，也有大量证据证言，然而事情依旧处于无头绪状态

甲壳类

半个多世纪了，官方还在努力调查，这样的案子应该不多了吧

梦回

说个不合适的话
这地方旅游收入提高了吧